落实到具体实践上，晚清新政时期所建立的地方谘议局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大清帝国的掘墓人，也成为民国政治统一的重要障碍，地方主义的诉求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诉诸主权在民话语而得到辩护。

凯勒法官向我们介绍到：这两个条款，简单来说一个是要求相关行为先不做， 一个是要求相关行为先做（或是保持某种状态）。而如果所遇到的问题对于案件的审理无关紧要，或者该问题比较简单可以自己解决， 那么行政法官就没有必要向司法法官提出。

三是直接招聘的法律专家。（一）紧急程序与临时权利保护 根据柏林行政法院第二十九合议庭首席法官凯勒女士的介绍， 德国行政诉讼紧急程序的审理期限为6个月，其适用范围是与临时权利保护联系在一起的。这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的色彩。于是，1863年，在当时德国邦国之一的巴登，建立了第一个真正同行政相分离，同时也区别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应该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以免国家为它的权力行为象公民一样受到普通法院的审判。

包括维谷卢副院长在内的法国行政法院的法官们一再强调，理解法国行政法院的独立地位， 把握住它的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 法国行政法院的独立地位不仅受到宪法的保障，而且得益于行政法院系统的垂直管理，其独立地位甚至已经超出了普通法院。1916年袁之死亡并非国之福音，他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在他治下，北洋集团尚可勉强维持中国统一的表象，但因袁的死去，北洋集团出现实质性分裂，中国陷入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

在1913年立宪论争中，中央－地方关系这一维度并未成为焦点。中国的儒家传统，以及从这一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经义、典章、律例、法规，在经过必要的增益之后，仍然应当成为中国共和宪法的渊源。《国民党宪法主张全案》陈述了两个理由：联邦之事实发达未熟，不便强造，减民国团体之力，一也。国体之异，则在行使国家主权之机关，有单复专共之异耳。

这一区分与伯伦知理对nation与volk的区分相对应。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

就政党而言，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主张主权在国，而国民党则力主主权在民。在大约1890年代初改定的《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试图探讨出自几何公理及最有益于人道的制度。在他看来，骤然革除旧传经义、典章、律例、法规，必然造成权威的真空，使得人民无所适从。本宪法所规定各机关，即所以代表共和之实也。

政党多以暂时利益合，而不以政纲合，纪律松散，跨党现象盛行，甚至国会中的政党也对本党议员缺乏实质控制力。依靠日文译文阅读伯伦知理的梁启超未能交代19世纪德国政治学和公法学界的总体态势，尤其是：主权在国理论在德国到底是为解决何种问题而诞生的？ 主权在国论的前提是中世纪政治理论中对于君主与领地的严格区分，君主拥有自身的法律人格（person），高于领地。而世袭君主的地位，正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自称的那样，是第一公仆，并充当着整个政治共同体的人格化代表。这种设想并不能覆盖伯伦知理所指出的由少数伟大人物通过直接行动聚合人群并创立国家的经验。

不理解那场大失败，也就难以把握我们的当下与未来。但因为nation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缺乏政治自觉的部民，而volk也容易被错误地理解成为一堆个人的简单加总，为了避免引起理解上的混淆，他才采用了国家主权（staatssouver?nit?t）这样一个较强的表述。

1848年革命之后，主权在国理论在德意志各邦蔚然成风，除了伯伦知理之外，黑格尔、哥贝尔、耶利内克等理论大家公开主张主权在国，而更多赞成国家具有有机和人格属性的理论家都倾向于接受或同情主权在国论。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梁启超清楚主权在国学说所要回应的中世纪政治理论困境。

梁启超将之翻译成部民，可谓恰如其分。第二功能则是为一个以公共行政为本位的政治体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共同的敌人使得议会精英和君主联起手来。在君主与领地具有不同法律人格的前提下，提出人民主权对于君主来说当然具有极大的敏感性，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君主独立的法律人格，将君主变为人民的代表者和公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康梁主张赋予总统领导下的公共行政体系以更大的政治整合职能，并以行政精英普遍信奉的儒家思想作为国家重新整合的意识形态工具。他拥有自主任命国务员和不需上议院同意即解散国会的权力，但国会对之并不具有议会制模式通常有的不信任提案权。

康有为提到的葡萄牙宪法情况也非常类似。由此来看，在其原产地普鲁士-德国，主权在国论内部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国作为君与民之外的第三方，避开中世纪政治理论中的二元论在主权兴起的时代所遭遇到的尴尬，这是最为源初和基础的层次。

然而尽管其术语使用并不准确，它所针对的却是真问题。但人民要做到自治，首先就是要治自己之心，因此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就成了自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3）它们的公共行政得到了强大的军事与财政支持。任务愈重，它们愈发显得混乱与无能。

之所以选择康梁作为切入点，是因为二者在立宪派中扮演着最重要的新知识生产者和引介者的角色：康有为的儒家经学素养最深，在世界上游历最广，并具有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而回头来看中国的情境，可以说，在辛亥革命之前，主权在国论的两个层次都可以发挥作用，一方面避开中国皇帝和中国人民谁是主权者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在皇帝领导之下通过行政体系对国家进行整合。考虑到中国多元的民族文化格局，康有为同时建议在蒙藏以佛教为国教。他关于主权在国的表述可能受到梁启超的一些影响，但基本的理论倾向却早已存在其早年的思想之中。

而且，由于孔教在历史上就实现了国教与信仰自由的兼容，今日立孔教为国教，也并不妨碍信仰自由。非常诡异的是，康有为和王宠惠对同一部宪法（智利宪法）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康有为将其当作主权在国的代表，王宠惠将其当作主权在民的代表。

适合今世的主张是开议院，君民共治。民国既为共和国，则此条本可不必加入，但主权在国民，乃共和国最要之原理，不妨特为规定，使国民晓然于共和之所以为共和，全在此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1905年的《开明专制论》中，他就已经以坚定的语气来这样解释主权在民：盖中央共和，最高主权在国民，（最高主权在国家，而国民即代国家行使主权者，故亦可谓之在国民。康有为将nation理解为国，强调的是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当然是nation这个概念的固有内涵。

而法文的nation在一般文义中是与德文volk对应的，指的都是具有政治意志资格的人民统一体。1903年的新大陆之行让他对中国人搞议会政治的能力深感失落，认为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养成，人民的政治能力才能够格。他更倾向于出现一个强势的行政权，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的国内整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卡尔?施米特在其《宪法学说》中对德国的主权在国论的分析——主权在国论的本质在于对制宪权的归属延迟决断。

他们主张的主权在国并非国际公法上的国家拥有主权的意思，而是与主权在君、主权在民并行的宪法学理论命题，旨在回应国内宪法秩序中主权归属的问题。建国则是缺乏政治意志的部民（德语nation）向具有政治意志资格的法团的关键飞跃，通过建国，部民成为具有单一法律人格的国民（volk）。

中国的政党和议会制度尚处于婴儿时期，就要面对着举起泰山的重任。鉴于《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六章中的国家（état）并没有提到土地的要素，梁启超概括的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对卢梭来说也是成立的。

1914年初，袁更是进一步解散国会，同时解散各省议会与地方自治会，将晚清新政以来议会政治的成果扫荡一空。因为它只是提出了一个形式标准。